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个距今3800年—3500年的古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王朝气象？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在《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五季“探源·寻根”讲座中，告诉我们一个礼乐初成、奠基三代的“二里头王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 （资料图片）
『“考古寻夏第一人”』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属于广义的中原地区。广义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南、陕西、山西等省，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无论从气候、地貌还是交通、物产等各方面来说都非常适宜建都。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王朝都在中原地区建都。
二里头遗址是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专门为调查“夏墟”而发现的。徐旭生先生被誉为“考古寻夏第一人”,通过研究，他认为豫西和晋南是最有可能发现“夏墟”的地方。1959年4月，已经71岁高龄的他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晋南地区一路调查，发现了20余处遗迹，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二里头遗址。
当年秋天，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时至今日，60多年过去了，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总共发掘了6万多平方米的面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1977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成果将二里头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北侧约1.3公里的古城村遗址，我们发现了大型的壕沟，还有绵延数公里的夯土墙。更重要的是，这些壕沟和夯土墙不仅与二里头遗址的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方向一致、时代相同，而且它们对二里头遗址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因此我们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的外围壕沟和城墙。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原来的二里头遗址只能算是二里头都城的中心区，这将大幅扩大二里头都邑的实际规模。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处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从历史属性上来说，正是处在邦国时代到王国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龙山文化末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00年），属于前王朝时代；在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年代则是商前期。
通过6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我们确定，二里头文化是在中原地区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原地区从大约距今10000年开始，其文化发展史谱系非常清晰，是连续发展的。从陶器来看，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有很强的连续性。从农业、手工业的各种遗存来看，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也有很强的传承发展关系。特别是从筑城技术上来看，二里头遗址大型夯土建筑的布局和结构都继承了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
二里头遗址因处于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吸收了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先进文化因素。比如，来自西北的绵羊、山羊、大麦、小麦，来自南方的肖家屋脊遗址的玉器，来自东方的礼器，来自北方的环首刀、花边罐，甚至还有来自热带海洋地区的海贝等。二里头文化正是将这些先进文化因素加以整合和创新，创造出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具有王朝气象的成就，包括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双轮车、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和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等。
由此，二里头遗址成为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它使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礼乐文明的创建』
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它对礼乐文明的创建上。
礼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神）之间交往行为的规范与准则。礼制则是权力机构颁布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神）、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交往的规范与准则。礼乐制度是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色和精髓内容，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等级制度。礼以“明贵贱、辨等列”，乐以融合、统一、教化，礼乐制度共同来确定上下、尊卑关系，体现贵族的特权和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
具体到二里头文化来说，从都城选址、布局规划、宫城宫室建筑、祭祀遗存、墓葬，到青铜、玉、绿松石等礼乐器，再到聚落分布格局，都是构成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王权国家的重要标志。这一切都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多样化、规范化、秩序化的王朝礼制体系。
二里头王国的礼制成就，首先体现在“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选址制度上。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中的铭文“宅兹中国”，以及《逸周书》《尚书》《史记》等很多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周灭商之后要在洛阳盆地建立都城，因为这里是“有夏之居”。夏都所在的洛阳盆地就是天下之中，这种观念被周代所继承。所以说，二里头确立了“择天下之中”建都的制度。
此外，在二里头的都城建设中，还体现出“建中立极”的宫廷礼仪。在政治哲学中，“建中立极”指君主通过确立中央权威和最高准则来治理国家。“建中立极”在都城建设中则表现为以宫城为中心，彰显皇权居中的治国思想。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域就是宫殿区，宫殿区里分布着大中型的宫殿建筑，而宫殿区之外基本没有大中型的建筑，只有小型的夯土建筑。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建筑都分布在宫殿区，宫殿区是当时政治、宗教、祭祀和权力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n（新华社发）
『多网格式布局的都邑规划』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30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总共发掘了9000多平方米，发现了3条东西向和3条南北向的道路以及道路两边的围墙，从而确定二里头都城被规划成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形成“井”字形的多网格式布局。而且，每个网格区域都有围墙围护起来，以道路相间隔。实际上，道路和围墙应该还有更多，但大多数都被破坏了。
道路的宽度有十几米，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条车道，在宫殿区外围的道路最宽达20米左右。其中，在宫殿区南边的东西向道路上发现有双轮车辙的痕迹，证明当时已经有了车。但是仅发现了两段间距1米宽的双轮车辙痕迹，说明车的数量非常少。我们推测当时的车应该只有高等级贵族才能乘坐。
在多网格式布局中，最重要的功能区是祭祀区、宫殿区、官营作坊区，这三个功能区都处在“井”字形布局的中路。其中宫殿区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宫殿区的面积最大，环绕宫殿区的道路也是最宽的。由此看出，宫殿区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早期的宫殿建筑是多进式院落，是牌坊式的宫殿建筑群。以5号宫殿和3号宫殿为代表，整个夯土台基上有多排房子，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围墙。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宫殿建筑格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四合院式的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以1号宫殿建筑群和2号宫殿建筑群为代表。1号宫殿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最大的宫殿建筑。这些大中型的宫殿建筑是最高等级贵族居住的地方。
在宫殿区、祭祀区和官营作坊区的左右两侧网格中，发现有贵族居住的高等级房子，同时也出土了陪葬青铜器、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贵族的居住和埋葬区只分布在中心区，即宫殿区以及周边网格。由此可见，都城总体布局呈现出一种向心分布的特征：宫殿区在都城最核心的位置，祭祀区、官营作坊区以及贵族居住、埋葬区都环绕着宫殿区分布。每一个网格可能又属于不同的家族，他们分区而居，从居住上体现出严格的等级。
这种多网格式布局的规划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在二里头之前的良渚、陶寺、石峁、王城岗、瓦店等遗址中，都没有这样严谨规整的多网格式布局。这种多网格式布局的分层分区规划制度，说明当时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在管理、统治上是等级分明的，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统治思想和统治制度。我们认为，这是判断二里头已经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
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绿松石龙形器。 （新华社发）
『等级分明的墓葬制度』
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400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根据墓圹的大小、随葬品材质的规格高低和数量多少，明显形成了等级差别。像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之类高等级礼器只见于贵族墓葬中，特别是青铜器的有无、数量的多少成为贵族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其中，青铜酒器显示出突出的地位，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等级分明的礼制。
二里头时代的人流行“居葬合一”的习俗，即居住区与墓葬区在同一地点共存。在宫殿区牌坊式宫室建筑的院子里，发现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在3号宫殿的院子里发现了两排5座贵族墓葬，著名的绿松石龙就出土于3号宫殿的院子里，是从最靠近中轴线的3号墓里出土的。
绿松石龙被发现时，位于3号墓墓主人的右臂至髋骨处，无疑是墓主人的珍爱之物。它总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拼成，每片绿松石片都经过加工，厚度在2毫米到9毫米之间，排列紧密。我们推测它当时应该是粘嵌在一个有机质的底托上做成的。这条绿松石龙的造型非常精美、形象，栩栩如生，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结合绿松石龙和新砦遗址出土的其他实物，我们推测，二里头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应该也是一种龙的形象。
在这条绿松石龙的龙身中部，有一个饰有凸弦纹的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到现在为止，在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7件铜铃，每件铜铃都是与不同大小的绿松石龙一起出现的，而且都出于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绿松石龙和铜铃的墓葬，一般也都出土了铜爵等青铜酒器，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
龙和铃共同在高等级墓葬中作为随葬品，这是二里头遗址中一种重要的随葬品组合。《诗经》里曾记载，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龙和铃共同引导灵魂升天。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丧葬礼仪，并且被后世所传承。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这些乐器是在宫殿区或宫殿区周边的贵族居住区、墓葬区里发现的，推测应该是高级贵族专用的。这说明，乐器和礼器一起，已经形成了以青铜礼乐器为核心的青铜礼乐制度。
『独特发达的铸铜技术』
在宫殿区的南边有一个专门的官营作坊区，有围墙围护，其中有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
二里头先民在学习了来自西北的铸铜技术后，结合中原地区发达的制陶技术，创造性地发明并应用了多块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这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最具标志性的技术突破之一。
铸铜作坊里发现有铜器烧铸区、制作陶范的陶窑，以及陶范、干锅、铜渣、铸铜的工具等各种遗迹和遗物，包括完整的铸铜产业链，说明当时已经有成熟的分工、管理和协作，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技术体系的形成。同时，研究显示，铸铜作坊的铜原料极有可能来自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冶铜采矿遗址，这些地方距离二里头遗址较远，说明当时的二里头王国对这些重要战略资源及产业链的直接控制和垄断。
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有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等，其中盉是最核心的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组合明显体现出二里头文化重视酒器的特征，开启了重酒礼制的先河。
二里头墓葬中还出土了多种玉质的礼器，数量最多的是柄形玉器，包括玉戈、玉刀、牙璋、玉圭、玉钺。其中，大型的玉制兵器只见于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说明当时王权对掌握军事权力的重视。还有一些贵族墓葬里随葬有漆器和精美的陶器，说明它们也是重要的礼器。
『一统中原的统治模式』
二里头王国还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核心引领、一统中原的统治模式。
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根据聚落的规模大小、规格高低，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位于金字塔尖的二里头王都规格最高，面积最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二里头都城之下，有次级中心聚落。这些次级中心聚落通常分布在交通要道或重要的战略资源附近，比如铜、绿松石、盐、朱砂等矿源附近。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外围，又有更低一级的聚落拱卫和支撑，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式的聚落分布格局。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首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央核心区有一个统一的文明规范的礼制体系，首次开创了一个核心引领、一体化发展、广域王权国家发展的模式，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研究证明，二里头文化确立的“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选址制度，多网格式布局的都城规划，方正规整的宫城建筑以及多进院式、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制度，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礼器的基本组合和形制，尤其是使用青铜礼器的文化制度，完全被商代所继承，并且为商文明奠定了主要的和直接的基础。
二里头文化的礼制体系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对周边很多地区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大甸子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陶爵、陶鬶，苏浙、安徽地区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陶觚、青铜斝，四川三星堆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陶盉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
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玉质礼器——牙璋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在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四川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在这些地区并不见二里头风格的陶器，说明可能不是随着人的迁徙传播的，而是这些地区的先民主动学习、接受了牙璋及其所代表的礼制文化。
总之，二里头王国通过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和文化传播，推动了中国王朝国家形态的形成，并且为商周文明提供了直接的制度模板和技术基础。所以说，二里头是中国礼制文明兴起的里程碑，更是中国王朝国家形成、礼制社会构建的关键物证。二里头王国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是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主根、灵魂和奠基者，为后世中国版图、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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